在县乡这个层级，党委书记往往处于强势的地位。因为一个县事务不多，党政事务也难分清；基层干部人数有限，常常是这样，党委书记说话是“规矩”，乡长说话只算“意见”。
乡长与党委书记意见偶尔不合，那是正常现象，最后，党委书记的意见往往是最后的意见。像这样把争议提上党委会桌面，通过投票来决定谁对谁错，这样的矛盾就不是一般的矛盾了。党政一把手分歧如此，后面的工作怎么做？我真是替康明山担忧。上面跟县委书记不是太入港，这里又跟乡长摩擦不断。我当时就暗下决心，争取早点把康明山调进县城。
富竹乡真是“山”，那山崎岖陡峭，却也林木葱荣，最惹眼的就是那成片成片一蓬一蓬的苦竹子，山风一吹，摇首摆尾，像是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窄窄的沙土道路，车子驶过，尘土飞扬，我直担心，万一有车相向，这窄窄的路怎么避让？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一直到乡政府，也没有遇到另一部车。
富竹乡政府所在地是一所破旧的平房，原佬＃八十年代末一位当地的华侨捐资建了新校舍，这老校舍装修一下就做了乡政府。
所以当地老l就说，富竹乡最新的房子是小学，最烂的房子是乡政府。还有另一种说法，乡政府搬进老学校，就是为了空出屋子给台商办苦竹加工厂，就是乡政府的领导抱台湾老板的粗腿。说到这个问题，康明山一脸无奈，抱屈地对我说，我把房子租给台湾佬，一个月租金三千元，一年下来也有十多万，这些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十几万元对一个偏远乡镇意味着什么？你也知道，县里的财政并不是那么富裕，一个月给我们乡的经费就那么一点，入不敷出，不想办法增加一点收入，工资都不能及时发放，那些资金缺口又怎么办？
我说，你不会把学校租给他，为什么要讲风格，自己住烂房子？
康明山苦笑一声：“烂房子租金有那么高吗，再说，人家看上老乡政府一个大院落，地方比学校宽敞得多，适应建简易厂房。”
路上就说好，不开会，不公开我的县长身份，权当一次朋友拜会。陶静说，应该叫“微服私访”。
乡长姓谭，个子不高，白白净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就搞不懂，这样一个貌似文弱书生，哪有底气和党委一把手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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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触，我就知道我错了。谭乡长既不文，也不弱，而是一身霸气。
康明山领着我进到他办公室，指着我向他介绍，只是他的党校同学，并没有说出我的身份。最起码的礼节也要站起来，握握手吧，乡长大人没有，只是抬头看我一眼，心口不一敷衍一句：“欢迎。”那口气冷的像山里的泉水。看着我后面的陶静，这才慢吞吞站起身子：“陶主席，您也来了。”
陶静是政协副主席，好歹也是县领导，要不然，这个老谭也许也不会站起他高贵的身子。
谭乡长的傲慢，反证了他对康明山的深深的成见。我当时猜想，也许这家伙靠上了汪书记或者更大的官，才敢这样嚣张。以后打听的结果果然如此，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中午吃饭，康明山谁也没叫，偏偏就叫来让那个台湾老板，我当然心知肚明，这家伙是转移支付，让台湾佬出饭钱。我悄声对他说：“明山，你们常常这样敲竹杠吧，也不怕把人家吃空，不怕把人家吓跑？”
康明山嘿嘿一笑：“资本家的竹杠不敲白不敲。再说了，这样的鬼地方，有几个客人来？一餐饭也值不了几个钱的，咱有言在先，你别指望像城里一样排场阔气，这里只能弄些家常菜。”
我说：“家常菜最好，比大鱼大肉好。”
听说饭店离乡政府不远，我就提议一行人干脆步行，把车子停在政府院子里。
富竹乡只有两家饭店，两家看起来都不怎么行，规模不大，设施也很陈旧。这也难怪，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平时有谁会来？
我们边说边走，拐个弯就看见一块牌子“富竹酒家”，小小饭店，也敢称“酒家”，我暗自觉得有点滑稽。
康明山没有领我们进去，而是越过“富竹酒家”继续往前走。
康明山对我们说，前面还有一家，虽然也不怎么像样，但比这家更卫生一些。
我们又走过一段直线路段，大概一百米，果然又看见一副蓝底红字的招牌——“山野饭店”。
我看着那块招牌，说：“这名字还实在，也有点情趣。是不是以苦竹笋为主啊？”
康明山答道：“苦竹笋那是少不了的，苦竹咸菜汤是这个饭店的特色菜呢。有一次市委孙书记来，喝过这汤，赞不绝口呢！”
台湾老板已经恭恭敬敬等在门口：“欢迎各位领导，里面请！”
台湾佬五十左右，皮肤微黑，头发微白，笑起来很谦和的样子。
“书记，就这些客人吗？后面还有吗？”
“打老虎啊，要那么多人干嘛？就这些，都是我的同学。”
台湾佬满脸笑容把我们迎进去。
小小饭店，没想到还有小包间，我想这一定是为了乡政府以及财政所派出所这些公款消费的饕餮之徒们准备的。
包间不多，只有两间，我们占了其中一间，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
台湾佬出去点菜，我笑着对康明山说：“你知道外国人是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吗？”
“怎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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